北豪茶樓酒家

香港究竟還存在幾多間舊式的茶樓酒家?難以統計,但我知的只有兩間--北豪茶樓酒家和信興,兩家都位於深水埗。今次要介紹的是北豪茶樓酒家,因為它離我最近,也食得最多次。其實一開始見到它的名字以為真的是酒家,當我去完後才發覺不能用現代的酒家概念套用在一間已經有40多年歷史的酒家身上。 繼續閱讀 北豪茶樓酒家

「大香港主義」還是「夜郎症」?

家里很喜歡買咸魚,而處理咸魚的方法通常是蒸,偶爾也會伙同其魚乾蝦乾等同鄉一同聚而蒸之,大開其同鄉聯誼會也。
家中咸魚多買產自香港,原因是「香港咸魚味道特別好」。雖然味道特別好一說頗有辯論空間,但有一點可以肯定,就是香港還有咸魚出產。
眾所周知,香港是個很小很小的地方,歷史上除了盛產咸魚蝦膏跟天后廟以外,好東西很是缺貨。但近代以來,陰錯陽差,這個小地方竟成了一個世界有名的都市,詭異之極.。
五十年代香港接收大陸難民200多萬,後因香港長時間孤懸海外,與大陸的聯系被人為切斷,使得這批難民的第二代居然在這小地方生起了本土意識,而難民第三代,第四代上承法統,更是加速土皇帝化,夾港自重。這種意識始於六十年代,擴充於七八十年代,延至九十年代初,儼然走火入魔,妖化成「大香港主義」。
大香港主義的具體表現是以小地方香港處事標準放諸四海而行之,以及有無處不在的優越感,尤其是面對大陸的「窮親戚」時。這里不是說這種優越感的形成沒有道理,而反之這是十分合理的,尤其是當香港人具有對大陸「瘋狂年代」隔岸觀火二十多年的經驗,還有跟大陸巨大的經濟差距。這里想指出的是,這種不正常的,一度極端膨脹的優越感,還有對大陸異常惡劣的印象并沒有隨時間推移及時扭轉過來,反之其遺毒深入每個香港人的血液而不自知。
九十年代一去不返了,香港人也并非沒有任何改變適應,只是這種改變是拉牛上樹式的,逼良為娼式的。一種有趣的思維方式頗足一道:既然大陸慢慢富起來了,經濟優勢不存,那就不跟大陸談經濟啊,我們談「國際化」。當國際化的優勢也慢慢被上海等追上來時,那就不談國際化啊,我們談文明程度,談新聞自由,談公正廉潔啊,這些香港還是有優勢吧!這就解釋了,為甚麼香港人為何如何熱衷報道討論大陸的新聞,網絡審查,大陸人說話如何大聲,如何喉中濃痰‘不吐不快’,小孩子如何在一些景點如何「不拘小節」,「拉開褲子就撒」,總之就是找出大陸不如香港的地方,群而攻之,聊以慰籍其日漸萎縮的優越感。這些大陸的問題固然非虛,但香港人只看到對方的不足,而避談其改進速度之快,求變心態之強的處事態度,不能不說是大香港主義的遺毒作崇,其貽害也不可謂不大。
還有對大陸的印象問題。香港存在著這麼一種人,他們從未到過大陸,但對它的印象卻其劣,談論起大陸時厭惡之情溢于言表,或根本不想談。我尚不肯定這是否具有代表性,但十分有趣,堪足一談。那他們對大陸的印象到底是怎麼形成的?簡而言之,一是來自酒肉朋友,姨媽姑姐間的傾談,由於朋友親友皆持同一印象,所有潛移默化自己也受了影響。二是本地媒體的報道,如果稍微留意一下,不難發現香港的媒體非常熱衷於報道大陸的新聞封鎖,貪污,民間維權等負面新聞,原因就如上文提及。這不能不說間接阻礙了香港年輕人到大陸發展的意愿,“為甚麼我要去一個又髒又亂治安又差的可怕地方工作?”
天下烏鴉并不是一般黑的,天鵝也不是全白的。因為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,而自我刪除到大陸發展這個選項,真的值得嗎?香港的地域是很小的,年輕人根本無別處可去,大家只好擠在更小的市區里頭作困獸鬥。這種自我限制真的必須嗎?當一個美國的大學生畢業時,打開一張美國地圖,苦苦尋思要到那個城市發展的時候,我們是否該「三省吾身」啊?
史記的西南夷列傳,一開頭就說:「西南夷君長以什數,夜郎最大。」後面說:「滇王與漢使者言曰:‘漢孰與我大?’及夜郎後亦然。以道不同故,各自以為一州主,不知漢廣大。」這就是「夜郎自大」的出處。這里當然沒有指責香港的意思,因為夜郎當時再小也算是一個‘國’啊,而香港卻‘國’的邊也沾不上啊!但如果香港雖然現實非國,但港人卻心中自我為其「封國」,以求達到「夜郎」效果,那可就嚴重了!香港啊,千萬別要夜郎化啊!

家里很喜歡買咸魚,而處理咸魚的方法通常是蒸,偶爾也會伙同其魚乾蝦乾等同鄉一同聚而蒸之,大開其同鄉聯誼會也。

家中咸魚多買產自香港,原因是「香港咸魚味道特別好」。雖然味道特別好一說頗有辯論空間,但有一點可以肯定,就是香港還有咸魚出產。

眾所周知,香港是個很小很小的地方,歷史上除了盛產咸魚蝦膏跟天后廟以外,好東西很是缺貨。但近代以來,陰錯陽差,這個小地方竟成了一個世界有名的都市,詭異之極.。

五十年代香港接收大陸難民200多萬,後因香港長時間孤懸海外,與大陸的聯系被人為切斷,使得這批難民的第二代居然在這小地方生起了本土意識,而難民第三代,第四代上承法統,更是加速土皇帝化,夾港自重。這種意識始於六十年代,擴充於七八十年代,延至九十年代初,儼然走火入魔,妖化成「大香港主義」。

大香港主義的具體表現是以小地方香港處事標準放諸四海而行之,以及有無處不在的優越感,尤其是面對大陸的「窮親戚」時。這里不是說這種優越感的形成沒有道理,而反之這是十分合理的,尤其是當香港人具有對大陸「瘋狂年代」隔岸觀火二十多年的經驗,還有跟大陸巨大的經濟差距。這里想指出的是,這種不正常的,一度極端膨脹的優越感,還有對大陸異常惡劣的印象并沒有隨時間推移及時扭轉過來,反之其遺毒深入每個香港人的血液而不自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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